如鲠在喉

2008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

那年我5岁，还住在华师南门的城中村。每天早晨，我穿过整个华师，伴着桂花和糯米包油条的味道，坐着摇摇晃晃的电瓶车去北门的幼儿园上学。回想起来，记忆中唯一鲜活的是碟片簿里的天线宝宝DVD、索尼的DV、佑铭体育馆的舞蹈室，和一只眯着眼睛的流氓兔玩偶。也许未经父母允许贸然降临是我的原罪，好像是一定要证明这段强求的婚姻有其意义一样，夹在貌合神离的父母中的我战战兢兢地长大，在那时已经隐隐懂得，所有爱与温馨只是有所图的暂时交换。那年，嘴馋的我跑到厨房，想削一根胡萝卜吃，又不会用削皮刀，只好把萝卜立在菜板上用大砍刀直挺挺地削下去，果不其然切到了手。不知什么经历刺激了我，痛叫一声之后我躲进了房间，把伤口用被子裹住，说什么也不敢告诉外婆我切到了手，潜意识里怕引来责骂，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可以预见家长的嘴一张一合审讯我为什么要玩刀。大概就是这样，独生时期的记忆像那栋老房子里的灯，惨白。亮得刺眼，照明范围有限。

虽然天真的日子少得可怜，但一切的懵懂无知终结于5月的那个下午。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记得看见客厅的电视剧烈地晃动，记得一群孩子站在幼儿园的操场上，对着国旗默哀。4天前，我妹妹出生；那天，她出院回家。我看着她在摇篮里的脸，冥冥中有什么提醒着我，我身体的一部分即将离我而去，而一种陌生的陪伴即将不受控制地占据我的生活。我记得6岁的我睡在爸妈床边立起的折叠床上，梦见刚学会走路的妹妹在我每次回家必经的路口前张望，然后一头扎进放学时穿梭的车流。我没能抓住她。我尖叫着醒来，而忧思多梦的习惯大抵从那时起。

9岁时弟弟降生，但往返于家、学校和补习班的我，在这个一餐饭难得凑齐五口人的家里，已经错过了最天然培养姐妹情深的年纪。按理来说四五岁的年纪差距不该如此生分，但多年的分居和截然不同的成长方式让我不知如何开口和他们相处。就像我6岁起就没有吃过的鸡腿一样，有些话，父母不说，但角色的设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刻在了我的骨血里。太多太多的感情走在爱的前面。看着他们，我感受不到看向传统多孩家庭的想象中看到玩伴和朋友的兴奋与温情，只看到两张嗷嗷待哺的口，两套举重若轻的筷，两双殷殷期盼的眼。大姐两个字，在过早懂事的年纪，是血脉里的咒语。无论走到多远，总有家的邮编提醒我，我没有孤注一掷的资格。所有人生的分叉口，做决定的声音从来不是我一个人。成长是一场山谷里的马拉松，我的每个停留、每次力竭时的吼叫、每个到达小里程碑的时刻，都会被父母由喇叭报道转播，或叹息或庆祝的声音撞在回音壁上，凿在弟弟妹妹的人生轨迹上。

疫情过后，或许是校园生活的贫瘠，或许是多年积蓄的矛盾爆发，在漫长的若即若离之后，我终究还是洄游到了两种青春期和更年期碰撞的家庭纷争之中。我离家越来越远，牵绊却越来越深。弟妹的消息永远无法像CNN的news alert一样成为我瞥一眼就抛之脑后的存在。我无法控制地想介入他们的生活，以一种补偿的姿态，为我的存在加诸于他们身上的负担，将我早熟而潮湿的青春期里压抑着婉转千回的喜怒哀乐多愁善感，转化成我不曾感受到的温情，用我力所能及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给予他们我稍显吃力的关心与爱。

日子这样麻木地延续着。我常为我不分场合随时发作的解离能力而惊异。很多时候我感觉我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人而活着，而是一出情景剧里路径早已设定好的角色。我的表情、眼神、动作、言语，都脱离我的自由意志而存在。身处鸡毛蒜皮鸡飞狗跳的琐碎矛盾中的我，一边无法控制地介入参与承担调解者的角色，一边冷眼旁观着重复千百遍的情节。浅薄直白的人物画像我早已熟记于心说服自己无动于衷，但仍然会为自己越发熟练的预判能力和台词技巧而暗自吃惊。我越来越擅长扮演我自己，一个听话懂事的女儿，一个善解人意的姐姐，一个随和体贴的朋友，一个勤奋努力的学生。我不同的人物性格越来越鲜明确切，而继续参演的理由却越来越少。多少次噩梦中惊醒我仍心存疑问，这样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有什么过下去的意义。

七月在洛杉矶，爸爸和弟弟来看世界杯。原是我二月力主来的安排，所有的责任我一应承担。本该如此，没什么不习惯的。周末，在费力远程调解了两个小时爸爸和妹妹的矛盾之后，开车出门。刚上路10分钟，一脚急刹车下弟弟把整瓶饮料倒在了车里。我甚至没有允许自己任何震惊和呆滞的时间，径直打通了最近洗车店的电话，掉头就把车开去了LA市中心。下车的时候路过的流浪汉看我独身，追上来纠缠不休。爸爸下车想替我解围，却因语言不通反倒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我在准备收费的洗车店老板、无能为力的家长、强装镇静的弟弟和语无伦次的流浪汉包围之下，所有的粉饰太平顷刻粉碎，对着爸爸喊出一句，赶紧回车上，你保护不了我，之后在他不知所措的眼神下落荒而逃。

青春期是从明白脆弱到承认脆弱的磨合与和解，但清楚地知道所有的动荡与不安只有自己面对、而他人的脆弱需要我去承受，是我过早说服自己接受的事实。在陌生环境和浑浊空气的夹击下弟弟惊恐症发作，四肢无力呼吸困难。我下意识地护着他们躲进店面，打车、上车、买药、点菜、提车，把他们安定下来之后才回过神来，原来我已经把他们送回了家。保护他们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本能，以至于解离来得毫不费力。设定好的程序一经启动，已不依赖我的意志为转移。

对他人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共情需要勇气，更需要心力。我不知道会如一团烂泥瘫在灿烂阳光中的我，是哪里来的意念还在告诉自己要主动承担所谓的责任，把为数不多的宽容留给别人。我常觉得我离他人每近一点，就离自己更远一点。当安慰成为一种本能，陪伴就失去意义。我听着爸爸絮叨弟弟看病的细枝末节，想用自己看病吃药的经历宽慰他的不安，回过神来才意识到，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我状态怎么样了，需不需要人陪。我已经习惯性说服自己忘记委屈。从来不会有期待的，我想，又何必渴望温暖。但我还是选择记录下这样的感受，大概我还没有完全脱敏。也许在心里某一个我不允许存在的角落，有一丝微弱的念头盼望着他会问我，那你还好吗。真可怜啊，我的不自量力。

还有两天，他们就要带着江城的风回到那个我刻意练习称之为家的地方。事到如今，我连笔头都无法再写出我爸、我妈、爷爷、奶奶这样带着情感联结的称呼。永远是他的爸爸，你的妈妈，总归不是我的。说到底，这故事本就不是该我写的。

从五月起复发的胃酸返流仍未痊愈。试图逃离的食物碎片用盘踞在喉间的隐痛告诉我，所有不安都有迹可循。

所以，你告诉我，我们到底有没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