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 Disclosure

我很喜欢烘焙，尤其是烤苹果派，因为做挞皮的过程总是很有趣。把各种各样的原料揉合在一起，反复调整切割之后铺好，放上肉桂味的挞心，摆好造型送入烤箱，然后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期待会产出什么样的成果。最难把握的是挞皮面团的湿润度，因为需要很好地把面粉和黄油混合在一起，才会使挞皮在可以起酥的同时不至于太过湿润成不了形。对我来说，缝缝补补一个貌合神离的家庭就像揉面团，原料是一盘散沙，而我是粘合剂。

我爸妈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四川，两人九十年代各自来武汉求学，共同创业后生下了我，但一直只能算事业夫妻。他们是奉我成婚，从结婚证上的日期就能看得出来，我妈和我聊天也从不掩饰这点。她是更爱我爸、更爱家庭的，但她放不下她的事业，那是她在陌生城市立足的资本。她总会告诉我，在怀我八个月的时候，她是如何跪在地上贴三面翻广告的画面的。我眉间有一个疤，是两岁大时，爸妈为了应酬没看住我，我撞在玻璃门上，门碎了在我脸上划的。在那事以后，她慢慢淡出了公司经营，全心全意照顾我。

爸妈从小在感情上三五天一吵，饭桌上只谈公司生意，每顿饭都是不欢而散。这让我学会了两件事，首先是看脸色，比如想去逛商场的话，必须要提前几天安抚两方情绪，否则就算人到了停车场也只能原路返回。第二是让人省心。我总觉得，我是这个家庭得以存续的唯一依据，如果不是我，他们不会结婚，而如果我能乖一点，他们也不会吵架。我是我妈带大，我爸在十岁前爸爸基本没有过问我的生活。每当我在被窝里听着隔壁房里传来的谩骂和指责，看着穿红裙子的我妈抹眼泪的样子，我总是会在潜意识里觉得我拖累了她，如果不是我，她可以去开她的公司，不用被男人拖着，事业家庭两头不讨好。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命里不合，我无力回天。我妈十八年后才明白这点。

据我妈所说，因为小时候的我过于聪明乖巧，让她产生了小孩很好养的错觉，于是六岁那年，“为了生个小孩出来陪我”，她生下了我妹。那是2008年，住在城中村的我们幸运避开了居委会的超生查办，交了几千罚款蒙混过关。我妹出院的那天汶川大地震，恰逢城中村拆迁，家里公司同时遭遇经营困难，时不可测，我妈决定重回公司。但从我两岁会背的几句古诗词她断定我前途不可限量，于是天天把我拴在身边。上小学时，每天中午我都会回我妈公司，在她办公桌旁边吃饭，在她打电话和会计的吵架声中睡着。对于妹妹，她叫来了老家的小姨，把妹妹交给她接送。在我妹四岁之前，我们并不熟。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妈又怀孕了，这次是个男孩。我们家到底是不是爱丁堡，这我很难解释，毕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让这对没有感情基础且心系搞钱的夫妻顶着巨额罚款压力连生三个，别人听到我们家两个女儿一个弟弟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心领神会地笑笑。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家门口总会刷新一些陌生阿姨上门找人，而我随着我妈躲在公司早出晚归，不敢轻易在小区散步。没多久，我们暂时搬到了一个新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我妈仍然每天早上六点挺着八个月的肚子开车接送我，而我仍然会中午去她公司写作业。我妈生我弟的那天偷偷摸摸，我放学去看她也去得偷偷摸摸。全家铆足了劲要给小儿子取个有气运的名字，而我只觉得小孩太多了，真吵。

从小我就对语言很感兴趣，三岁开始学英语。家里没有一个人会英语，但我单词背得津津有味。从我埋头苦读的势头和遥遥领先的课内外成绩中我妈再次判断，这小孩有语言天赋。五年级的时候，经爸妈一致商讨决定，送我去加拿大寄宿半年看看世界。至今我都觉得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每天两点半下课后就躺在床上看teen fiction，看master chef，看寄宿妈妈烤苹果派和玛芬，骑车去旁边的公园荡秋千，然后把一切全部写进日记。寄宿家庭里有一对兄妹，我和其他两个女生住进去后，我又莫名其妙地融入了调和者的角色，帮另外两个室友做翻译，在原住民和新小孩之间和稀泥。日子过去地很快，我四处打点得津津有味，我完全爱上这种缝缝补补的生活。于是，回国的第一天我立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我要当外交官。

这个梦想来得非常自然。喜欢语言又会说话，家长评价为先天翻译官圣体。那时恰逢华春莹上任，我指着CCTV13台朝闻天下里她的脸对我妈说，以后我也要让你在那里看到我。我觉得她会很扬眉吐气，证明她呕心沥血的奔波是有效的，证明她是对的。一番检索后我发现，北外英翻好像是成为翻译的最标准路线。调研完分数线和录取标准之后我有了两个结论，首先我要长到一米六，因为外交部只要一米六以上的女生；其次，我要在语言上很好很好，不仅英语要好，最好开发一门二外。很难想象，十二岁的我是以怎样的雄心壮志在日记里写下这番话的。小升初的那个暑假，我说服她给我报了所有我看准了想上的英语班，用考试赢来的奖金买了一台卡西欧辞典，每天在上面背四六级单词。我去了一所比较标准的应试初中，在数学的泥潭里挣扎的同时在武大报了法语班。每年暑假，除了连日的衔接班，我还要抽出时间去背法语单词和语法，乐此不疲。我爸看着他不怎么过问的大女儿自驱力如此之强不禁暗喜，估计心想妈能带好小孩爸也能带好，良心发现决定回归家庭露一手，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弟弟妹妹，你们不用好好学习了，你大姐这么能干，以后肯定有出息，你们就只管好好玩就可以了。从此以后，大姐两个字就成为压在我头上的一座大山。有年市里作文竞赛，题目是“那一刻，我长大了”，我就写了这个大姐的故事，很讽刺拿了一等奖。挺好的，三句话让大女儿辛苦一辈子。

初中三年，我妈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陪读，把妹妹接过来，三个人在三十平米的小两室里挤着过。我在客厅里写作业，卧室桌前坐了一个，床边卧铺上还趴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妈先把我叫起来给我十块钱买早饭，再带妹妹下楼吃早饭，然后开车把她送去上小学后又回家送弟弟上幼儿园，一切弄完后九点回公司上班。晚上回家，小四口我妈坐镇客厅沙发，三个小孩头一点一点写作业，隐形老父亲一个人独守几公里开外三百平大洋房，一家五口，纯不熟。

初二那年我觉得校外培训班好没意思，眼巴巴地去上了托福课。有的没的上了一年，14岁生日那天早上查分，104，妈妈决定送我出国读高中，遭到隐形老爹强烈反对，被我戳破其实是怕被人说小孩成绩不好去国外镀金脸上挂不住后，连骂了我三天，说我就是个普通人，不要觉得自己英语好点就怎么样，在国外什么都不是。我爸让我明白，有些人钱赚得没有老婆多，但软饭硬吃的底气比谁都足。我先以为我妈处处让步是委屈，后来发现实则是看破不说破的大度，至于这算不算大女人心态，又牺牲了什么，就很难说清了。在我妈的沉默和我爸的恼羞成怒中我明白，有些小孩，生来就是块牌子。当然后来我才知道，不比我弟，我连我外公的牌位都上不了。

我很快认了命，匆忙进入初三。偏文科的我立志要上本市的外国语高中，走语言类保送上北外。我妈听说外高自由散漫的名声，知道我的想法后连夜请教班主任上外高的会不会变成只知道玩的坏孩子，得到老师的安慰后和我站在同一战线，努力说服我爸让我填了外高的志愿。她大概还是因为没能送我出国的事觉得对我有所亏欠，中考后又让我去了本市最好的国际学校考入学考，名义上说是试一试让我不要有所期待，考出来后笔试面试全市第一，和我爸抗争一周无果，她站在国际学校的对面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你弟弟妹妹，我说什么也要把你送出去。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两个小孩是不仅是桌上的两双碗筷，更是压在我肩上的两双碗筷。身为大姐，以身作则只是入门修养，主动让路才是终极奥义。就像我六岁以后再也没有吃过的鸡腿一样，有些东西，早生六年，要用一辈子去还。

上高中后，老师发现我是个面试奇才，劝说我妈让我放弃北外改保北大，我说好，因为其实我也不再对外交官的未来抱有期待。初中的时候我发现学语言到最后实在没什么太大意思，因为就像出国读书一样，能不能上电视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决定的。初一的时候又因为一次宪法知识竞赛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六岁时把一千多页的刑法案例分析当故事书看的沉睡记忆唤醒了新的热爱，连夜上网购买法理学导论看得津津有味——把生涩的法律文本与千变万化的现实一一对应，这好像和理清我生活的一团乱麻没什么区别。那时只是对它有种模糊的印象，在鸡飞狗跳的生活中，法律和单词是很确定的依托。

高中在江的另一边，如果坚持走读，每天光通勤都要花两小时。旧事重提，我妈重新在高中旁边租房陪读，这次没有接来弟弟妹妹，而她选择跨江通勤，每天早上六点喊我起床吃饭后，开车过江去接送我弟弟妹妹上学，然后自己再去上班，下班后接我弟弟妹妹回另一个家，看着两人做完作业后，开车过江回我这里睡觉。我觉得首先她简直是超人，其次我绝对不要成为她这样。我看着她从三十多岁的神采飞扬熬成四十多岁的形容枯槁，看着因为和我上了同一所初中被老师天天嘲讽不如我的妹妹变得敏感易怒，看着保姆陪着长大的弟弟渴望妈妈的爱又惧怕她的严厉，我开始觉得，我所谓的优秀，除了是我的枷锁，对他们来说是否又是一种负担。

高二那年疫情爆发，形聚神散的一家五口开始了漫长的网课生活。武汉，这两个熟悉的字眼第一次变得如此沉重。更沉重的是家里的窒息。爸妈开始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不再吵架，只是无言，甚至没有相对。比起在饭桌上听爹高谈阔论，我宁愿回卧室自娱自乐。那时候什么都不确定，病例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开课时间从二月到四月到七月。老师让我们写周记，我看着手机上的哀嚎遍野，看着家里两层楼高的壁垒，我不知道过去还有什么可回顾，而未来还有什么可写。我试图找些什么去重拾对生活的实感。在青春期不安的躁动中，任何一点社会新闻都会点燃高中生的激情。我和同学们在班群里经常用匿名模式辩经，从发放消费券是实惠还是噱头到怎样看待方方日记，从刻板印象是好是坏到抗疫口号能否反映民族素质，这些围绕现实的辩论迫使我去重新审视我以为是平常的种种，尽管它们常常导向一个悲观的结论。我迫切地想寻求一个答案、一个出口，而法律小故事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模拟联合国的经历而学会翻墙的我，开始在油管上看美国最高法院案例解说视频。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只是觉得，在一个世界里，法律还能对人的生活有所调节，真好。那些极致简化的故事给了我迷茫的生活一点确定性的安抚，让我知道还有什么是可期待的。

当然，最紧迫的现实需求，是怎样帮我妈离婚。那年离婚冷静期出台，我在家里大骂三天三夜。我的直观感受是，这即将让经济关系复杂的我们家在离婚难度上雪上加霜。我妈一度问我，你觉得要不要跟你爸离婚呢。我总是说，赶紧离，我跟你。最后他们还是没有离成，我妈搬到了同一小区的另一个家，并劝说我和她一起搬走。我看着我爸一个人佝偻在自2012年起就没住过第二个人的主卧，每天只能跟奶奶打电话抒抒情的背影，看着弟弟妹妹一落千丈的成绩，我觉得我的双腿并不自由。离开意味着抛弃责任，意味着主动分家，而起码是为了弟弟妹妹，我也得把家的样子做起来。之前我总是觉得自己其实是有小心机的自私，在家里不惹事只是因为想哄爸妈开心然后趁机要点生活费。这时我发现我没法再欺骗自己，我就是想一家人在一起，而我的妥协和懂事，都是为了粉饰太平。

与返校复课一同而来的是保送考的先声。我觉得我爸这种八十年代大学生对教育有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对于他这种因为参加运动没分到好工作只能下海经商的人而言，大学不是阶级跨越的门槛，钱才是。我妈不以为然。她觉得我会读书就应该读最好的书，这样我能有选择的权利。而他俩共同的观点都是北大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我从来不认为我跟北大会有什么联系，走语言保送总是有种绝妙偷感，所以也只是尽己所能不抱太大期望。保送考试的前一天我住在北大隔壁酒店，看着外国语学院这几个字晃神。我当时想，只要这场考试过了，我就可以提前八个月毕业，我可以把我妈还给弟弟妹妹，这是我欠他们的。

后来赵家如愿以偿，我有点麻木，因为专业并不是我想要的，不过我看着我妈苦尽甘来的如释重负，我觉得无所谓了，值了。接到录取电话的那一刻我正在写港大法学院的申请文书，我写法律是文字的光影和现实的应合，写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电话响了，我后来想，这大概也是命。外婆给我打电话叫我回老家过年，我心里冷笑，这会儿记得我和我妈了。我总对这个大家庭里女人之间的互相攻讦和男人的沉默抽烟嗤之以鼻。长达八个月的假期我如愿以偿地做了家里的边缘人，每天上上韩语课看看电影，辅导弟弟妹妹英语赚点拆东墙补西墙的零花钱。

旁观者清，上大学之后我总是从电话和微信群里得知关于家里的种种，关于妹妹的休学脱产和弟弟的高尔夫课，关于妈妈的放弃家庭和爸爸的全面接手，关于鸡飞狗跳的父女关系和母子关系，关于日渐吃紧的经济状况。最让我感觉恍惚的，是妹妹漫长的休学后，爸爸同意送她去国际学校的决定。我觉得他简直重现了当年成绩差才会出国镀金的自我预言，一个巴掌狠狠打在了我的脸上。但其实我不怨，送她出国是我全力支持的。当年我没有得到的，我全部想给她。在北京，看到好看的梵高展，我想起她；看到有趣的演唱会，我想起她；看到新的商赛和夏校，我想起她；甚至在纽约的百老汇门前，我第一个想起的仍然是，一直想来美国上学的她，一定会很想来看看这里。我离家越来越远，却越陷越深。在我妈失望至极脱身离开之际，我完全变成了我妈。我开始唠叨妹妹的成绩，帮她规划存钱计划，管理手机的使用时间，尝试回答她关于价值选择的困惑，听她讲学校里的闲事、同学间的八卦。在美国交换的时候，她凌晨四点一个电话打来哭着闹着要我解锁手机，而我在筋疲力尽解决完她的情绪后，在理解我妈的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我已经完全变成了她的模样，操心的命。

对我妹的未来负责是一个空洞的承诺，而如何撮合不熟的一家五口变成了一个切实的任务。因为理解我妈的放弃与退出，我决定培养我爸。我试着用商量的语气和他沟通，到底怎样让我妹听他的，怎样避免过分的冲突，怎样不厚此薄彼，怎样规划弟弟的初中。他或许听了，或许没听，但这确实是我和他这么多年以来唯一和钱没有关系的沟通。在芝加哥的青年旅馆里，我听他给我打电话吐槽我妹日渐增长的消费，帮他在妹妹和妈妈之间反复传话，有时感到疲惫，但这粘合剂，我当得甘之如饴。我时常会在家庭群里撮合开个家庭会议，商量一些和我无关但因为缺乏沟通悬而未决的事情，比如要不要同意妹妹去看演唱会，比如暑假他们要不要出去旅游。在寝室里的我经常要和妹妹在玩几个小时手机上讨价还价，在申请夏校上步步为营，这大概就是放心不下。小时候我妈曾和我说过有关每周开办家庭内部会议的畅想，没想到多年以后还是由我实现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自我感动，但每当家庭气氛有那么一点好转，一家五口能和和气气围在茶几说上一个小时的话的时候，我总感觉是有我那么一份功劳在的。

交换期间租房之后，做饭尤其是烘焙成为了我的新爱好。无论一天有多么疲劳沮丧，泡在厨房里切切菜、做做饼干，心情就能很快变好。就像把混乱得仿佛八字相冲的五口搓在一起一样，从无序到有序，再期待一个未知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烘焙和治家是相似的过程。回国后，家里买了烤箱，总是能变出巧克力饼干和蛋挞的烤箱和好像什么都会做的我给了弟弟妹妹跟着我跑前跑后的新理由。在弟弟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做柠檬沙冰的时候，我觉得我和了这么久的稀泥，大概还是浇了一个不错的地基，让他们起码回想起童年，还有一些和学习无关的，属于家人的时间。